2014年05月21日

中国哲学的鼻祖[图

  豫西大地,巍巍崤山横贯东西,幽幽函关泥丸可封。数千年以来,多少名人志士在崤函大地上彰显风采,既有脍炙人口的奇闻趣事,也有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要事。在这其中,论影响力之大、范围之广、意义之深远,当数在函谷关著《经》一事。

  ,姓李名耳,字聃,又称老聃,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,出生于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,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。

  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,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。

  时任周朝守藏室之史(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、国家博物馆馆长),长期生活在东周都城洛邑(今洛阳)。他博闻强记、思慧如泉,精心研读各种史籍,对三皇五帝以来包括《易经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在内的各种人文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。因处于春秋后期这个动荡的年代,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各类社会问题,身处都城洛邑,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,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,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智者。

  《史记》曾记载孔子向问礼。公元前523年的一天,孔子对南宫敬叔说:“周之守藏室史老聃,博古通今,知礼乐之源,明之要。今吾欲去周求教,汝愿同去否?”南宫敬叔欣然同意,随即请示当时鲁国的国君:“请与孔子适周。”鲁国国君即派遣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,一个书童,一个车夫,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东周。

  到洛邑后,孔子向请教礼制的相关问题。对他说: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,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,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,态色与淫志,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,若是而已。”

  孔子对着身边的评价说:“鸟,吾知其能飞;鱼,吾知其能游;兽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,游者可以为纶,飞者可以为。至于龙吾不能知,其乘风云而。吾今日见,其犹龙邪!”

  在孔子离开洛邑时,又对孔子说:“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,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,窃仁人之号,送子以言,曰:‘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,好议人者也。博辩广大危其身者,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,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’”

  在《庄子》一书中,《天地篇》记述了跟孔子谈“至道”的问题;《篇》记述了孔子与谈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以及“”等问题;《天运篇》记述了跟孔子谈求道、、古代典籍(六经)以及“三皇五帝治天下”等问题;《田子方》记述了跟孔子谈“”(论)问题;《知北游》记述了跟孔子谈天地的自发性的问题。

  这时,随着各诸侯相互攻伐,礼乐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膨胀的,而掌管礼乐的周王室一再衰弱,要求革新图强的贵族与守旧贵族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“王子朝之乱”,使得周王室失去了最后的希望。

  看到这一乱象,对东周王室失望之极,抱着“君子得其时则驾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”的想法,遂决定避世隐居。

  而此时洛邑东面、南面、北面战争频繁、社会动荡,唯有西部较为平静。于是,从洛邑出发,沿经崤函古道向西而来。一上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创伤和百姓的等,与他腹中知识相交融,使他感触万千,如鲠在喉。

  某日清晨,函谷关关令尹喜站在一个土台上(现瞻紫楼)往东一看,只见东方紫气升腾、霞光万道,出现了紫气东来的奇观。尹喜据此判断“必有异人通过”,于是忙令关吏清扫街道,恭候异人,没过多久就迎来了骑青牛的。两人交谈后,尹喜地向请求著书。《史记·韩非列传》中记载,“於是乃著书上下篇,言之意五千馀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”。

  自此,一部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《经》就这样产生了。

  《经》这部不朽著作,既是中国的思想源泉,也是东方智慧的代表之一。它内容丰富,涵盖哲学、伦理学、学、军事学等诸多学科,被后人尊奉为、齐家、修身、为学的宝典。它对中国的哲学、科学、、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是春秋战国诸子文化中最早的一本经典著作,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十分深刻,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,《经》是除《圣经》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文化名著。

  《经》共5000多字(版本不同,具体字数也有差异),分为上下两篇,共81章,前37章为上篇道经,后44章为下篇德经,全书的思想结构是:道是德的“体”,德是道的“用”。

  《经》含有丰富的思想,其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两个源头。

  在的哲学中最高的范畴是“道”,他提出得以生成的本体论,并对世界的形成作出陈述——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”,继而对生出的“道”进行解答——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……可以为天下母”。认为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,天下都循道而行,而道是自然而然的,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,道是“自然无为”“为而不争”“天之道,不争而善胜”。的“无为”是不妄为,是没有的为,是按照自然规律的为,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,按道的规律为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。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,无为而无不为”。道的“无为”贯彻到人的处世哲学上就是“不争”。“无为,无为而不争。”以“无为”的涵义来看“不争”,则“不争”也不是一味的毫无意义的退让,不争与争也是相对而言的,不争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暂时的手段而已。在看来,人在处,不争要比争的获得更多的空间。从社会方面看更是如此,在一定时期中,人不争而顺道处事能使社会得到稳定的发展,他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春秋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归结为人的“争”。给予“不争”很高的地位,“夫为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不争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处世智慧,认为不争是符合“道”的智慧,是“道”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体现,是最高的维持的。

  在的整个思想体系中,他非常重视“柔”的概念。“守柔日强”,所说的“柔”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软弱无力的浅层认识,而是始终蕴含着的生命力量。“柔体现在人性上就是一种韧性的以及谦虚容物,包罗万象,能屈能伸,胸襟的人格魅力。”“天下莫柔弱与水,而坚强者莫能胜之”,以水作喻,说明柔弱胜的道理。再三强调:“兵强则灭,木强则折”“故必贵而以贱为本,必高而以下为基”等。之所以要不断地强调“柔”的力量,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的原则。“物壮则老,是谓不道,不道早已”,过分地向强壮发展是不合于道的,是必然要的。要人们注意到只有处于“弱”“柔”的一方,才不会被战胜,才能在生活中保全其身。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,这也就是人们不要时刻都争强好胜,那样最终会害了自己,而要善于隐藏自己的力量和优势,要“守雌”“贵柔”“知足”,这样就能在纷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。这种以退为进的守柔处世学问,是一种的。

  另外,还强调了“无为”的重要性,这是对“守柔”的进一步阐述。“无为”不是,而是在遵循自己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,不刻意去它。“无为”本身来说也就是一种“为”的思想,这种“为”是一种大为,正如思想中的大智若愚一样。

  的智慧哲学内容丰富,引人入胜,里面包含的深刻哲学具有辩证性,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的本源问题,以及人们的认识与实践观念,事物的认知与发展观念都有着重要意义,而《经》一书更是将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综合的论述,包含着辩证的哲学思想。在这一书中,不光论述了“道”的本源问题,更是将其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,用“德”来表现出来,回到现实中去,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。

  《经》句式整齐,大致押韵,读之朗朗上口,易诵易记。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。语言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,使词句准确、鲜明、生动,富有说和感染力,有些语言极为精辟,成为至理名言,至今仍是成语、格言、座右铭。

  《经》成书以后的2500年来,对中国社会、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  汉朝初年,上至下至大臣,纷纷从思想中汲取智慧,用于理政。《史记》中记录的一首民歌,就是西汉初年施政之策的,其歌词为:“萧何为法,整齐划一;曹参代之,守而勿失,载其清静,民以宁一。”汉初由于遵循黄老之说治理天下,百姓休养生息,国家日益强盛,为大汉帝国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东汉光武帝刘秀当上后,也同样采取了柔道的。

  公元620年,唐朝的开国李渊追认为先祖。唐太李世民即位之后,坚定地实行清静无为的方略。唐高李治秉承父亲李世民的,继续奉行清静无为的之策,并于公元666年亲往鹿邑拜谒,追封为“太上玄元”。武则天虽然崇尚佛教,但她也王公贵族和百官都要读《经》,并册封的母亲为“先天太后”。

  北宋时期,从宋太到宋真都喜爱思想,他们曾几次下旨,对鹿邑的宫、馆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和修缮。在《宋朝事实》卷三《圣学》中,宋太赵光义指出:“伯阳(字)五千言,读之甚有益,治身,并在其中。”宋真也大肆的哲学思想,加封为“太上老君混元上德”。

  历史上,一些还亲自注释大力推行《经》。据记载,梁武帝、梁简文帝、梁元帝、魏孝文帝、唐玄、宋徽、明太祖、清世祖都曾亲自为《经》作注释,其中作品流传下来的有四位:唐玄李隆基的《唐玄御注》、宋徽赵佶的《宋徽御解》、明太祖朱元璋的《明太祖经注疏》和清世祖爱新觉罗·福临的《清世祖御注经》。

 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,其思想体系的建构业受到了《经》的影响,以言人事,在孔子那里难以找到,而在《经》中则清清楚楚。

  先秦诸子中,受《经》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家。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和韩非都“本于黄老”。对此,司马迁有一段评语,他说:“申子卑卑,施之于名实,韩子引绳墨,切事情,明,其极惨少恩,皆原于之意,而深远矣。”虽然申、韩的境界,远不如,但他们也是“原于”的。

  此外,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以及慎到、天骈、环渊等稷下学派的代表都或多或少的受到《经》的影响。

  西汉董仲舒在《保位权第二十》中说:“为人君者,居无为之位,行不言之教。寂而无声,静而无形。”这些话都可以从《经》中找到根源。

  魏晋时期,在朝的何晏、王弼等注重《经》中的无为而治,在野的竹林七贤等注重《经》中的“自然”之说。

  宋代的理学著作《二程》中说:“道一也,岂自是,自是?”与是一致的,这与《经》中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的思想有相似之处。

 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他的著作《悟真录》中说:“至于,则以知礼闻,而吾夫子所尝问礼,则其为人要亦非庸下者,其,以求合道,初亦岂甚乖于夫子乎?”

  《经》文约意丰,义蕴深邃,不但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,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其普及程度仅次于《圣经》,凡是读过它的外国人都为其中蕴含的所深深折服,并自觉地从其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营养来加以运用。

  早在十六世纪,的《经》就被译成文字,十七世纪以后,借助的商船往返,顺着传教士的足迹,《经》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,人把《经》翻译成了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英文等文字,思想逐渐传遍欧洲。

  近代以来,外国第一个翻译《经》的人,是19世纪初的罗马教士波捷。之后的1832年,莱谟萨第一次把《经》译成法文出版。直到1842年,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宙兰,在参考了中国70多种《经》注释本的基础上,翻译出版了一本比较完整的《经》译本,从而使《经》在欧洲广泛,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  英国也是思想较早的国家,《经》英译本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,目前均占有绝对优势。其中,东方学家亚瑟·韦利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了《道与德:〈经〉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》,这个译本在英语地区影响较大,至1968年已经再版八次。

  的汉学形成较晚,但知名度极高,传教士爱立克·福克曾于1887至1920年间多次到中国传教,并把《经》《庄子》两书译为语。在丹麦,有沃尔夫的《经八篇》、古斯塔夫的《经》丹麦文译本;在匈牙利有杜克义、吴洛士的《经》匈牙利语译本;在有鲍罗斯的《其书与其人》;在意大利,有萧师毅的《经》意大利语译本。

  随着《经》在的迅速普及,思想以其科学而独到的见解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和名人。

  哲学家莱布尼茨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,他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十分推崇,称为“世界之父”。他的“单子论”就是受思想影响而形成的。

 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关于“实体”即自然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思想,是受思想影响的结果。

  诺贝尔得主、英国生物学家、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因为对思想的敬佩而改姓李。诺贝尔得主、美藉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说,从哲学上讲,牛顿的“测不准定律”和中国所说的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”的意思,颇有相似之处。

 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了的名言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;2011年6月,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获得连任发表时援引中国古代哲学家“天之道,利而不害;之道,为而不争”的名言;2008年8月,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接受和《》记者书面采访时引用《经》第二十四章中:“自是者不彰”。

 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十分推崇的管理哲学,并在日本松下公司的花园里塑有一尊的铜像,下面石座上刻着中文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

  《经》所凝结的智慧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对社会各个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,而且影响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,今天学习《经》,会使我们在、治党、治企、治身等方面受益匪浅。